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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四章朋友(第1/2页)
第八十四章朋友
三月二十二，是张小莹生日。
“小莹，中午你和保山来家里吃饭。”父亲给她打电话。
饭后，张小莹与母亲去超市；高保山说有事问爸爸，就与岳父张志胜留在家里。
“什么事，保山？”张志胜问。
“我觉得我在学校老师和学生思想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难题。”高保山说。
“什么难题？”
“就是也想了一些办法，也做了一些工作，却收效甚微。所以，想听听您的意见。”
“……”
高保山说完，张志胜没有立即回答，手指轻轻敲着沙发，目光垂下，像是高保山这番话，引起了他的深思。
“其实，这也是现在医院遇到的一个难题；工作做得不少，收效寥寥。”
又沉默了片刻，他忽然问高保山：
“其实，中国人历来重视并崇尚精神生活。保山，你读过《易经》、《渔樵问对》没有？”
“没有读过原文，看过基本译本。”
“仔细想一想，《易经》、《渔樵问对》里的一些思想，真是历久弥新。”
“读来，一些观点也令我深有感触。”
“中国古人有‘三才’之说，你知道是哪‘三才’吗？”
“天，地，人。”
“对。立天之道是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是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是仁与义。整个世界由天、地、人构成：天的运行遵循阴阳规律，地的演化依托柔刚特质，而人之所以为人，核心就在于坚守仁和义。天地是‘万物之母’，故而先谈天地；但人是‘万物之灵’，因此能与天地并列，不卑不亢，独立自主。天依赖地，地依赖人，人依赖天地，三者相互依存——没有天便没有地，没有地也无以为天，没有天地更不会有人的存在。世间万物皆有灵性，天地人显然是相互融合的整体。”
“是。”
“早在文明初创之时，中国古人就已经形成宇宙一体的观念。‘天’的甲骨文写法，像一个人顶着方形的头部；因天在人的头顶之上，如同盖子笼罩万物，恰如人戴了顶大帽子。”
“梁启超所言‘天戴其苍’，便是此意。”
“所以，‘天’后来被引申为天空。由此可见，古人对天的认知，是从人自身出发，体现出中华文化极强的人文主义倾向。”
“中国人从人文视角构建的宇宙一体的‘自我观’，这与西方神性主导下的唯我独尊的‘自我观’有着本质区别。”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。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时代在变，人的本性也起了一些变化。”
“不是起了一些变化，是变化大了。”
这时，杨莉莉与张小莹买菜回来，听到张志胜这句话，忍不住插话。
“你说，你说，牛肉注水，水按肉价卖；敌敌畏处理完发臭的熏肉，臭肉按按鲜肉价卖，还有法买菜吗？”
张志胜摇摇头，也无可奈何地笑了。
“都说卖肉包的不吃肉包，吃烧饼；烧饼卖的不吃烧饼，吃肉包，这不乱套了嘛。”他说。
“唉，为了挣钱，利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人和人之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。”张小莹把菜放入伙房，出来说道。
“其实，财富本身就是一种品质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路走偏了，再大的利，也是祸。其实，卖肉包、烧饼的自以为得计；这种做法，不就是自己害自己了吗？”高保山说道。
“黑社会老大在小弟眼中依然是英雄，每个人的观点不同。”张小莹说。
“我认为，有些事明明不能做，却总有人铤而走险，甚至层出不穷、愈演愈烈。究其根本，就是没有让他们付出真正惨痛的代价。一旦代价重到以生命为限，他们自然就不敢做了；当然，也再没机会做了。”杨莉莉说道。
“这些人却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；孩子有样学样，从小被带偏。”高保山说。
“但笃实做事的人很少不成功，虚饰作伪的人很少不失败。”张志胜气愤地说道。
“更可笑的是，‘白日做梦’现在似乎成为一种风气。”张小莹语气略带几分调侃地说道。
“赌博的人天天想发财，他们真发了吗？嗑药的人天天想快乐，他们真快乐吗？”张志胜不加思索地说道。他见高保山给茶杯续水，便说：“保山，咱们换杯新茶。医院的黄医生前几天去杭州，特意给我捎了一斤极品西湖龙井。”
“保山，你爸可一直没舍得喝。”杨莉莉一旁笑着说。
“你别打岔。”张志胜皱起眉头说道，“八十年代有首歌叫《跟着感觉走》，明显看到年轻一代的生活，开始用一种更为民间、更为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取代那种历史的积淀与沉思；现在人人却如同都丧失了辨别能力，不会判断进行，就像一个婴儿而直觉支配。”
“那时候的‘感觉’，是对僵化教条的反叛，是带着清醒的自我觉醒——知道自己在告别什么、选择什么。而现在的‘直觉’，更像是另一种极端，历史、理性、反思被简化成段子、情绪和站队。一个是从‘被安排’走向‘我要活自己’；一个是从‘会思考’退回到‘只凭本能反应’；一个是觉醒，更像是麻木与怠惰。”高保山说。
“人人都把目光投向自己；虽然渴望交流，却筑起了一座又一座新的‘围城’。”张小莹说。
最近，她正在与高保山“冷战”；于是看了高保山一眼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
这时，杨莉莉忽然想起最近同事之间传说的那本奇怪的图书。
“你们听说没有？”
“什么事？”张志胜问。
“有个人写了一本奇怪的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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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什么书？”
“书名叫《美》。”
“我听说过，北京美、上海美……桃花美、杏花美……二十万字的一本书，七万个美。”张小莹说道。
“也许他认为内容并不重要，只要发表就行。”高保山也听说了这件事，觉得无聊透顶；一回听说这部“名作”时，心中的兴趣远超过了能够接受的程度，认为人们吹捧不是书，分明是写书的人。
“还有更离谱的。有的出版社竟然把描写小便、赞美吃屎的文章编入了教材……”张小莹没有说完，父亲张志胜厌恶地打断了她：
“这不是胡闹吗？”
“西方一些思想披着‘抽象人性论’、‘文明优越论’、‘历史虚无论’、‘单一现代性’等华丽的理论外衣，以霸权逻辑向全球强制推行其价值理念与制度模式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，叫人很难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，很多人的思想都乱了套了。”高保山说。
“支持错误的人很多，反对正确的人也不少。人们并不明白，这种思想犯罪、文化犯罪、****的危险，比真刀真枪的敌人要可怕一百倍、一千倍、一万倍！”张志胜斩钉截铁地说道。
“这就好比多年以后，历史学家撰写在某段历史的时候，一边写，一边对罪犯说：‘你的确有罪，但你当时多么了不起！……’”高保山引用了一个作家的一句话，说道。
“爸爸，今非昔比。过去提倡‘计划生育’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；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了，连一个孩子都不想要。”张小莹插嘴道。
“没有孩子，何以为家？一个国家的土地上，若都是外国移民，民族精神何来传承不息、生生不灭？”
杨莉莉这句话说得更直白，浑然忘记闺女也没有孩子的事实。
“是啊，传承就是未来。婚姻从来不是私人小事，而是人类在身体与精神层面都必须参与的共同事务。结婚之后，夫妻生儿育女、养老送终的特定责任与义务，也是社会对年轻人的期许。”张志胜深有感触长篇大论地说道，“家，从来不是一间房，而是血脉、后代与共同记忆；国，也从来不是一片地，而是人、文化与生生不息的传承。没有孩子，家就只剩空壳，再大的房子也只是居所，不是归宿。一个族群如果不再生育、不再延续，再辉煌的历史，也终将断档、消散。当年我们说‘生生不息’，是因为有一代代人把文化、气节、家国情怀传下去。如今若是少了下一代，少了本土的根基，再谈民族精神、文化传承，就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说到底：人在，魂在；人散，魂灭。有子孙，才有家国；有传承，才有民族。”
“孩子只是经由父母而来，并非单单为父母而生。把生命看得轻如鸿毛，或是重得寸步难行，都是走了极端。……”
高保山想到学校里越来越多“抑郁”、“躺平”的学生，黯然神伤。他刚要继续说下去，忽然朋友王春波打来电话。
“喂，保山，你在哪里？”
“我在岳父家。”
“你今天晚上有事吗？”
“有点事。”张小莹瞪大眼看高保山，高保山看了张小莹一眼说道。
“不行！鑫豪酒店。今天晚上你必须来！如是非办不可，你可以晚到。”说完，王春波扣断电话。
“保山，你有事？”张志胜问。
“一个朋友晚上请客，非让我到场。”高保山回答。
“谁？”张小莹问。
“王春波。”
张小莹知道高保山在上海朋友不多，常来往的只有王春波、田瑞永两个，所以格外珍惜他们之间这份情谊，于是低头默许。
王春波是高保山企业界的一个朋友。他平顶头，国字脸，身材矮壮，不怒自威；一见到人就笑，那笑却笑得人心里发毛。他不混社会，道上却有他的名号；彬彬有礼，身边却又跟着一帮纹着身的“狠”兄弟。
自潮汕来上海，他从建筑工地的打工仔做起，如今已是拥有建筑、金融、餐饮、制造、商贸等多家企业的大老板；腰缠万贯，却活得像个修行不辍的苦行僧。模样吓人，心肠不错；发家之后，他便热衷于结交文人雅士、艺术家，也时常与女明星周旋调情。骨子里对艺术毫无半分真心，他不过是借着附庸风雅装点门面。
田瑞永是高保山书法界的一位朋友。他已功成名就，却总是义愤填膺，仿佛世间万物都入不了他的眼；喜欢对一切评头论足，又时常流露悲观绝望，好似明天便是世界末日，整个人心灰意冷，凡事得过且过。他没什么自己的思想，说的话无非是电视里的新闻、手机上的消息。
他们交谈的时候客客气气，话题海阔天空，倒也并非毫无趣味。因此，高保山虽然心里清楚彼此并非一路人，却也并不妨碍他们经常往来，在一起谈天说地、把酒言欢。
起初，田瑞永与王春波并不相识。经高保山从中介绍，二人才成为朋友。
“约不约老田？”来到外面，高保山问王春波。
“约。你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带上一幅盖好章的条幅。你就说今晚我有用。”
“我带酒？”
“我都准备好了，你什么也不用带。”
自从认识高保山，王春波就把他当成了自己兄弟；凡事都跟他说，凡事都征求他的意见。
鑫豪酒店是一家合资酒店。门前广场上飘扬着国旗和其他旗帜，大门敞亮气派，两扇锃亮的茶色玻璃门擦得一尘不染，门楣上悬着中英文对照的霓虹招牌，夜里一亮，红的绿的光映在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，晃得人眼晕。
高保山走进了烟雾弥漫的包间，出乎意料，他看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学校的同事曹梅英。